“用15年，就还给你，还给你铺上半米厚的土让你接着种！”一句来自二十年前的承诺，成为贵州村民肖慈亚、肖慈达、李大勇三人心中难以释怀的结，也牵扯出一场跨越了20年、至今未了的土地与财产纠纷。
一、二十年前的“承诺”与消失的土地
时间回到2002年，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响水镇作为“西电东送”重点工程的盘南电厂开始建设。据肖先生等人回忆，2004年左右，他们的家庭承包地（共约20余亩）因项目建设需要被占用。他们没有等到正规的征地协议，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县政府协调办三位领导的口头承诺：土地只“用”十五年，到期后恢复半米新土，返还耕种。在“国家重点工程，时间紧任务重”的号召下，怀着对政府的朴素信任，村民们交付了土地。
然而，当年的补偿，依据的是当地2002年发布的标准，旱地每亩8000元，水田每亩9000元。肖先生等人称，这笔钱仅仅是“土地补偿费”的一部分，后续的安置补助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等，至今没有下文。更关键的是，那份关于“十五年之约”的口头承诺，似乎随风飘散，再无人提起。相反，相关企业后来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，土地性质永久改变。
二、旧账未了，又添新伤：树木被毁与“迟来”的批文
承诺的返还遥遥无期，新的伤害却不期而至。肖先生称，2020年，他种植的约5000株香樟树在施工中被填埋；2024年，地上其他树木又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砍伐，损失上万元。当他向地方政府反映时，却被告知此事属于民事纠纷，建议“自己去法院起诉”。一句“监管不到位”，成了他面对“违法施工”时的无力呐喊。
戏剧性的是，在2023年，当地政府为同一电厂的扩建项目（3、4号机组）发布了新的征地公告，补偿标准已更新。肖先生等人的土地，也在这新一轮的征收红线图中。一份2023年的批复文件，与二十年前那场程序模糊的占用形成了刺眼的对比。村民们不禁要问：这是否意味着，当年不规范的“旧账”，试图用今天看似合法的“新程序”来覆盖和“洗白”？
三、程序迷雾：是“征收”还是“征用”？是“历史问题”还是“遗留侵权”？
纠纷的核心，在于程序与定义。当地镇政府在初期处理意见中强调，当年是合法的“土地征收”，补偿已到位。然而，村民们坚持认为，当初是“土地征用”（临时使用），且有返还承诺，否则为何补偿项目不全、标准极低？
更重要的是，2004年的那次土地占用，是否严格履行了法定的“两公告一登记”（征收土地公告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、补偿登记）程序？是否有与每户村民签订的书面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》？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，这些关键证据是缺失的。程序正义的缺失，成为一切后续纠纷的根源。
四、踢皮球式的处理与遥遥无期的正义
肖先生等人的维权路艰难曲折。他们信访，镇政府的处理意见被上级复查机关以“适用程序错误”为由撤销，但复查意见也并未支持其返还土地的诉求，而是建议其就树木损失“通过诉讼途径解决”。他们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部分关键信息（如完整的早期用地批文、规划许可证等）“未查询到”。
从口头承诺，到程序瑕疵，再到财产受损，最后是部门间的建议“走法律程序”——整个过程，普通农民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，每一步都步履维艰。他们的诉求很朴素：要么按照当年承诺，恢复土地原状并返还；要么就按照现在的法律和政策，补足二十年来缺失的、应有的全部补偿。这过分吗？
结语
一纸“依法诉讼”的建议，看似程序正确，但对于在信息、资源、专业能力上都处于绝对弱势的农民而言，成本何其高昂。当行政协调机制在历史遗留问题面前显得迟滞甚至推诿时，公平的天平已然倾斜。
这不仅是几户村民与一个企业之间的纠纷，更是一场关于公信力、关于契约精神、关于依法行政的拷问。二十年前的一个口头承诺，究竟价值几何？一个重点工程的发展，能否建立在牺牲部分群众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？程序上的“历史旧账”，今天应该如何依法、依理、依情地清算？
公众期待一个清晰的答案。肖慈亚、肖慈达、李大勇三人，仍在等待。他们的等待，丈量着法治的温度，也检验着基层治理的成色。我们希望，阳光能尽快驱散迷雾，让每一份合法权益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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